2018级三年焦力

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引起热议的新闻：

知名主持人张泉灵在被记者采访中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她反问记者：“这样的问题你会问一位男性吗？”

记者有些尴尬地回答：“不会”。

 

张泉灵的这一反问重新引起公众对“男女平等”的深层思考。其实这类问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女性的歧视，对女性角色的偏见，而这类问题往往是采访女性名人的常见问题。

抛开对这类现象一味地指责，我们尝试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本文试着从荣格心理学的视角，深入人类集体无意识来查找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同时试图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发展方向。

 “男尊女卑”并不是中国社会中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正如人的身体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共同解剖结构，人的心灵也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这种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无意识心灵不仅包含那些能够变成意识的内容，而且也包含让人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倾向。集体无意识就是对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相同大脑结构的心灵表达，是人类共通的心理内容。

我们首先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1

荣格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依曼在《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一书中曾对女性心理发展的心理阶段做出阐述。他认为女性的心理发展和男性的心理发展有所不同，会遇到不同的困境，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影响。

男性和女性在发展之初都需要经过和母亲的原初关系，这个时候意识还没有从无意识中发展出来，意识对无意识完全依赖，母亲和婴儿处于“心灵统一”的状态，母亲是婴儿的保护者。

这个时候母亲被婴儿投射为母性乌罗波洛斯和大母神（注：暂理解为“原型母亲”）。

但在同样的原初关系中，男孩和女孩所面临的发展课题是不同的。

对男孩来说，他对母亲的认同是一种自性疏远的认同，所以男性需要在后期经历一个“自性—发现”的阶段，获得男性的认同，也就是“原型男性从原型女性那里获得解放，儿子从母亲那里获得解放”。

 

2

如果这一阶段没有过渡好，儿子的自我意识会被“大母神”所吞噬，儿子要挣脱母亲原型的控制。

而对女性而言，在原初关系中，母亲的自性和自己的自性并不对立，“女人可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以成为自己”。这一阶段，女性停留在“自性——保存”阶段。

但这也给女性意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为女性会停留和满足于和母亲的这种融合状态，保留其孩子气和不成熟的自我意识。

在这个阶段，女性对男性的认识是用一种男性原型的视角，她无法和一个真正的男性建立关系，她内部的男性部分还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她失去了自己心灵完整发展的机会。

这也会造成现实层面的困扰，因为女儿和母亲没有分离，在女儿的婚姻里，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丈母娘：“妻子的母亲仍然统治着她，统治着她看似父权制的家庭”。

同时，这样的女性对男性有一种疏远和敌意，这会造成性冷淡和夫妻关系的紧张。在婚姻中，丈夫退化成繁衍的工具，原型男性臣服于原型女性，女人唯一感兴趣的是孩子，而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展出神经症。

 

3

女性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父性乌罗波洛斯的入侵”阶段。这个阶段，“大父神”（注：暂理解为“父亲原型”）开始出现，女性会将之体验为一种无形的超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女性从被母亲占有的“自性——保存”阶段摆脱出来。

但是也面临挑战，因为女性可以将这种力量体验为如同恶魔一样的负性力量，从而产生恐惧和抗拒；女性也会因为这种力量而激起自身的匮乏感和渺小感（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阴茎嫉羡”），进而影响她和男性的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是女性全然接受了这种力量，却放弃了自己的女性认同，也就是和土地及大母神（注：原型母亲）失去了连接，这是一种被“父性乌罗波洛斯”（注：原型父亲）所占据的情况。

而女性如果要度过“自性——保存”阶段，需要勇敢地面对这种父性力量，同时又要保持和土地的连接，不被这种力量所占据，从而进入“自性--臣服”阶段。

 

4

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也就是把女性从父权乌罗波洛斯中拯救出来。

在神话中，这种种拯救常表现为“英雄救美”，如:忒修斯把阿里阿德涅从父亲的力量中解救出来，伊阿宋对美狄亚的拯救。

而在现实中，现代父权婚姻是一种集体解决方式。在这个框架下，丈夫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试图将女性从“父性乌罗波洛斯”中拯救出来，但这种父性婚姻同时也具有局限性。

因为在心理意义的父权环境下，男人被分配为意识的角色，女人被分配为无意识的角色，也就如大家所说的“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或者中国传统社会中限定的“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以及“男人要有男人样儿，女人要有女人样儿”的思维定式。

男人被限定为一个完全的阳刚之体，不能展示脆弱的一面；女人被设定为一个柔顺依附的角色，如果有社会成就则会被冠以“女强人”或者是追问“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等问题。

而且由于男权社会对意识的推崇，使男性具有天然优越于女性的地位，代表无意识的女性被压制到一个“卑下”的位置，而且剥夺了在意识上自我发展的机会。

因此，男性虽然通过婚姻把女性从“父性乌罗波洛斯”拯救出来，却把女性带到一个新的困境，因为男性原型并不等于自性，当女性把阿尼姆斯（注：暂理解为“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成分”）投射到丈夫身上，自然带来了失望，这也是现实中婚姻解体的主要原因。

 

5

而至此，女性的心理发展又会面临危机：有的如美狄亚一样，被丈夫抛弃后退回到负性母亲的位置，并且重新返回故乡，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消极、退行的方式。

也有的如阿里阿得涅在被忒修斯抛弃后，转向一种积极、进步的方式，得到了狄俄尼索斯的拯救。

在现实中这对应女性在婚姻失败中，收回对丈夫的投射，转而和一种超个人的救赎力量建立起关系和链接，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的自性发挥了作用。

而在婚姻中，男人和女人的真正相遇，在于双方都是以完整的个体相对，而不是彼此男性部分和女性部分的相互投射，这也是现代婚姻要面对的发展方向。

最终，女性要面对自己女性部分的认同和男性部分的成长；男性也需要面对自己男性部分的认同和女性部分的成长；也就是自性化的问题。

 

综上，女性的心理发展经历了：

母子的初始关系（自性——保护）阶段

↓

父权乌罗波洛斯入侵（自性——臣服）阶段

↓

父权婚姻

（男性的阿尼玛，男尊女卑的角色认同）

↓

婚姻中的成长（自性整合）阶段

 

6

从深度心理学来看待“男尊女卑”问题，它是人类意识发展到父权社会（意识自我成为主导）的产物。

它将女性从母权乌罗波洛斯和父权乌罗波洛斯的吞噬中解救出来；但同时它也具有局限性，就是把女性角色定位到一个“卑下附属”的位置，束缚了女性的发展。

而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男性在束缚女性的同时，也是在切断自己和无意识的链接，他会把阿尼玛（注：暂理解为“男性心灵中的女性部分”）投射到女性身上，并在情感上依赖于此，男性在无意识上被女性所控制。

所以“男尊女卑”的背后是男性和女性的相互束缚。

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如同“阴”与“阳”，相互制衡、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也犹如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

“男女平等”在心理学中的意义就是荣格所说的“自性化”的过程，是意识和无意识的整合，是一个人内在阴阳力量的完整和平衡。

而这种心理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也会带来新的婚姻的内涵，在这种婚姻关系里，是两个完整人格的真正相遇。这种相遇就如汉字的“明”，日式意识和月式意识相互补充、补益，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荣格心理学的大背景之下反观中国文化中的男女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在中国社会中也具有文化独特性。

 

1）

在古代社会，虽然“男尊女卑”占主导地位，但中国文化中尊崇“孝”道，特别是对母亲的尊崇，在“大观园”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贾母”，而“媳妇熬成婆”，就可以脱离苦海，男性会回归到儿子的身份，受欺压的女性地位最终居于男性之上。

古代社会，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阿尼姆斯（注：暂理解为“女性心灵中的男性部分”）始终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中国文化奉行的是“女德”，强调“女子无才就是德”，所以女性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其自然性的一面，而这种自然性的极致发展就是成为家族的“大母神”，荫护整个家族。

女性始终处于“自性——保存”阶段，而无法进入到“自性——臣服”的阶段。历史上“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披甲上阵”的穆桂英则是女性中凤毛麟角的角色。

“女扮男装”前去求学的祝英台虽然试图进入到男性认同（ “自性——臣服”）阶段，但最终在强大的社会文化压力之下，成为父权社会中男性阿尼玛的牺牲品。

 

2）

女性这种不完整的发展（即单一发展心灵中的女性部分）反过来也制约了男性的心理发展，男性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和母亲的原初关系，也就是始终笼罩在母权乌罗波洛斯的阴影之下。

“父母在，不远游”，男性的阳性扩张力量受到了束缚，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像《游子吟》中“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挂；

而英雄角色的实现常常不是在“救美”而是在“救母”中实现，如《宝莲灯》中沉香救母，中国人对故乡和祖国的眷恋之情也少有国家可以比拟。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阴性文化，强调的是内敛、谦虚、承让、大同，强调的是集体意识、融合、统一，反对个人主义、出风头和个别化，这和西方的张扬自我意识和扩张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是人类整体心灵的阴阳整合。

 

3）

近百年以来，女性意识在不断崛起，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男女平等”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提倡女性和男性同工同酬，平起平坐，“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以说女性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识得到空前的解放。

目前，受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般家庭也需要男女双方均有工作才能维持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下，男女标签更加弱化。

但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一定的“冒进”性质，也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女性在认同男性的同时，是以丧失女性认同为代价的，这是一种被阿尼姆斯（注：暂理解为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成分）过度占据的情况。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诸多心理问题的来源（特别是中年危机的时候）；更严重的是女性母性层面的丧失影响到了下一代的养育，许多年轻女性已经丧失了育儿本能，过度相信书本，实行所谓的“科学喂养”。

这进一步造成了儿童较多的心理问题。因为无论男女，最初和最重要的就是与母亲的原初关系，而女性和自身母性的断裂，直接导致了育儿的危机。

 

4）

在婚姻关系中，女性身上过强的负性阿尼姆斯也会导致和丈夫不相容，近年来，青年人的离婚率不断升高，婚姻寿命越来越短。

同时，也造成婆媳关系的恶化，媳妇把婆婆投射为负性的大母神，婆婆的地位被拉下神坛，而女人在婚姻失败后有时也会像美狄亚一样退化成为恐怖的母神，对孩子进行控制和吞噬。

对于女孩子而言，负性母亲的吞噬力量会让她始终处于一种和母亲的原初关系中。在婚姻中，丈母娘成为了家族主导者，女儿在强势的母亲面前毫无主张，这也是“丈母娘经济”现象的原因，有人调侃“是丈母娘拉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这种女性力量的过度扩张可以看作是女性力量在长期历史压抑之下的一种反扑，但有些矫枉过正，又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一些好事之人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又开始鼓吹女德文化，希望回到过去“男尊女卑”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一种明智之举，而是历史的倒退和重演。

要打破“男尊女卑”，实现“男女平等”，不能靠喊口号和复制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男女平等”背后真正的心理内涵，将之转化为一种当代个人的成长责任和发展机遇。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走一条发现自己、成为自己的自性化之路，实现自身的完整性，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根本之道。

 

（参考书目：《原型女性和母权意识》，作者 埃利希·诺依曼）